加州一名医生曾帮助数十名绝症患者选择自己的时间结束生命，他表示，美国几十年的经验表明，如果协助死亡的立法框架健全，就不会出现“滑坡”的危险。

圣克鲁斯的家庭医生凯瑟琳·桑奎斯特·福里斯特博士说，本周将在威斯敏斯特议会投票表决的这项立法提案“令人印象深刻”。

自从八年前加州将协助死亡合法化以来，安乐死的标准一直没有扩大，而在邻近的俄勒冈州，近三十年来法律也没有改变。福里斯特对《观察家报》说：“我认为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。”

福里斯特已经培训了数千名医生来帮助绝症患者死亡，并亲自参与了数十起协助死亡的案例。她说，所有这些都是“深刻的经历”，也是一种荣幸。

辅助死亡的选择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，她说：“这个决定是他们自己的——不是他们的家人，不是他们的医生，当然也不是政府。”

“这是他们的机构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应急计划都能让大多数人安心。”

加州的《生命终结选择法案》允许身患绝症的成年人向他们的医生请求药物来结束他们的生命。但他们必须患有限制生命的疾病，而且预后不超过6个月，再加上精神能力，才有资格获得所谓的“死亡援助”。药物必须自行服用。

“我们开了一种药物组合，让病人在20分钟到两小时内失去意识。病人在服药后大约两小时心脏停止跳动，然后死亡。”“这就像深度麻醉。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痛苦的迹象。”

她向病人解释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并提出陪伴他们直到他们死去，“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。”能出席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时刻是我的荣幸。”

她说，在选择安乐死的人中，只有十分之一的人“坚持到底”。

有些人只是想要知道安乐死是可以得到的安全感，有些人“希望每一分钟都能和亲人在一起”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，医疗环境的变化意味着这不再是可能的了。

总的来说，该州只有不到1%的死亡是立法的结果，福里斯特说：“许多医生永远不会面对[协助死亡]，但那些做过的人，想要做好。”

福里斯特第一次遇到请求她帮助他们结束生命的人，是在旧金山艾滋病肆虐的时候：“在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没有任何治疗方法可以减轻很多痛苦。他们中的许多人请求帮助，这在当时在我的州是非法的。”

2009年，福里斯特的母亲身患绝症。“她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接受了极好的姑息治疗，但他们无法真正减轻她的痛苦。如果法律允许，她会选择安乐死。

“她问我，以我的特权和我受过的训练，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创造帮助死亡的选择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持反对态度。”

福里斯特参与了起草法律协议的工作：“我在问，我们如何在我们领域的顶端做到这一点，既要有同情心，又要有技巧？”

“我认为死亡很像分娩，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减少痛苦的治疗，有时会缩短分娩时间，但医生或政府不能决定经历的痛苦程度。”

她的第一位临终病人是一名越战老兵：“他所承受的痛苦、疼痛和呼吸困难是最重要的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我就在他的床边，这是一次深刻的经历，因为多年来，当我们没有工具或必要的资金来帮助一个人摆脱痛苦时，我见证了许多人的死亡。”

几年前，福里斯特的丈夫被诊断出患有卢伽雷氏症，这是一种致命的神经系统疾病，会破坏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细胞。

“它会导致肌肉萎缩，而大脑却完好无损。我丈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。他是流行病学家，毒理学家，因为他的工作而被国家授予勋章。他从一个健壮健壮的人变成了一个日渐消瘦的人。他的病没有治疗方法。”

“当他得到临终诊断时，他说，‘如果我没有选择安乐死的帮助，我现在就会绝望。’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即将死去的人避免不可避免的痛苦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治疗。”

最后，经过一个“痛苦的夜晚”，他决定是时候了，福里斯特说。“我们把他的病床推到后门廊，他服了药，不到20分钟他就失去了知觉。不久之后，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很平静，他没有痛苦，没有创伤。

“他65岁，刚刚退休，他真的很想活下去。我会永远照顾他的。但对他来说，这是正确的选择。”